“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经过周恩来、朱德固执地反复劝说，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 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