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为什么会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蒋委员长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号称“南天王”的军阀陈济棠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让道”？

军阀思想在陈济棠的脑袋里根深蒂固

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军阀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自己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将领，却绝非蒋委员长可以轻易驯服的家伙。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委员长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干就是背后捅刀子的勾当。后来他索性与南京中央政府搞“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委员长对此类军阀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委员长就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中共武装的刀哥军阀陈济的命，以收“一石二鸟”的削藩功效。

陈济棠对蒋委员长利用中共武装消灭地方割据军阀势力的做法早有知晓。因此，他在接连接到南京军事委员会防堵红军的电令后，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丢了。”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奸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开秘会，安排他们如何行事：“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中央政府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中共武装入粤也防中央政府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自己广东地盘的卑鄙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私底下的买卖。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愿意代他们到中共控制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秘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讨价还价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中共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见面，并将陈济棠的密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是中共方面所希望的。很快中共派出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中共方面全权代表前往谈判。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中共背地里搞和平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其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中共代表的安全。经过双方的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窃喜，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10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中央政府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装模做样的军事行动

陈济棠为做给南京中央政府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武装控制区，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从江西瑞金方向败退下来的红军主力部队开始向粤北穿插。陈济棠按照与中共方面签定的“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使红军较为顺利地溜过了军事委员会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蒋委员长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等地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跑过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溜出了广东军阀的第二道封锁线。红军跑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后，蒋委员长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方面也认真执行与军阀陈济棠签定的“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因此，红军一路未遇广东军阀顽强阻截，又跑出了广东军阀的第三道封锁线。蒋委员长的军事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陈济棠的军阀本性与丑恶嘴脸，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日后把柄，急忙秘密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部队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两天的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当时被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作者：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