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区种粮大户龙树南表示，近期将把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以上，也想过把农场主的瘾。

                    在滩营乡冲稔村，随处可见连片的蔬菜地。
新时期，农村、农民、土地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经商或外出务工等谋生形式与渠道，使得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甚至出现土地丢荒的现象。如何进行土地合理流转，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近日进行了深入采访。

土地流转催生种粮大户

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历来是我们各级政府及国民共同关注的重大事情。本月9日下午，采访东兴市江平镇贵明村种粮大户龙树南的过程，让记者及防城港市、东兴市两级农业部门的同志都深感欣慰。

龙树南，年过六旬，身板却十分硬朗，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又恰到好处，令记者心中顿生好感，冥冥之中似曾有着某种牵挂。一打听，原来他是1969年入伍入党的老兵和老党员，是记者的“老班长”。

树南目前种了80多亩水稻，还种20多亩旱地。2012年，他荣获广西种粮大户称号。

龙树南在房前搭了一个大棚，棚内放置着各种机械化农具——插秧机、收割机等应有尽有。他告诉记者，除了国家农机补贴外，自己投入23万多元购置农用机械，其目前已全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

龙树南告诉记者，他自己的责任田还不足10亩，大部分土地是其他村民的。如今来钱的门路多了，尤其是他们京族三岛，出海捕鱼和从事商贸都比种田来钱快，因此现在很少人种田了。他说：“田地都丢荒了，太可惜了；农民不种粮，中国这么多人吃什么？”说话间，龙树南稍有一些激动：“种粮关键在于水，但现在用水存在不少问题。”停了停，龙树南继续说，“幸好政府对我们种粮还是支持的，也帮我们解决水的问题。今年水利部门又出资帮我们维修水渠。如果政府部门不帮我们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是没办法种粮的。”

谈到种粮的收入时，龙树南告诉记者，他种粮一年收入三万多元。给别人提供机械化服务，也可以收入二三万元，收入虽然不高，但他乐意继续种粮。如果浇灌用水问题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还准备扩大种植面积。他激动地说：“粮食过关，生活富裕，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生命不息，种粮不止。”他的话语赢得所有在场人的赞扬。

土地流转催生种菜大户

同日上午，记者随市及防城区农业部门的同志一同来到滩营乡冲稔村黄汉泉、唐爱萍的蔬菜种植园。冬瓜、青瓜、茄子、上海青、西红柿等蔬菜占了二十多亩菜地，绿油成片，开花结果，其中3亩多的大棚蔬菜已陆续开始上市销售。

黄汉泉、唐爱萍夫妻原在广东从事蔬菜种植工作，前几年返乡发展，也种植蔬菜。唐爱萍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种菜的土地全部是租来的，租金600元/亩年，租期为10年。唐爱萍还告诉记者，他们种蔬菜已三年多，目前蔬菜行情很好，产销两旺，一年能挣七八万元纯收入。

防城区农业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大棚是政府用菜篮子工程基金所建，并无偿提供给唐爱萍种植无公害蔬菜之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棚顶部用塑料薄膜密封，光照通畅，如太热，也可遮盖，最主要是可以遮挡过量雨水；四围全部用纱网围拢，不仅通风透气，而且可以阻挡害虫入侵，因此蔬菜也就不用施农药来除害虫。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无公害有机蔬菜是发展方向。唐爱萍夫妇表示，如果政府能按家庭农场的有关政策，再提供一些资金支持，他们将扩大无公害有机蔬菜的种植规模。

对此，陪同我们采访的农业专家表示，扶持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大，但监管力度相应也会加大。如果你们真正建成一个农场，农药残留检测结果跟踪体系将覆盖你们所有产品。

据防城区农业部门的同志介绍，经引导和扶持，通过土地流转或联合经营等形式，该区已建立了二十几个蔬菜种植基地。他们表示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既促进菜农做大做强，又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合理的土地流转，突破了土地分散经营的樊篱，扩大了经营规模，土地原使用者利益和承租者的效益均得到提升，产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效果，也使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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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几种模式

家庭农场到底是什么，目前并无统一规定。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公开解释说，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武汉模式  武汉市是较早开展家庭农场试点的地区。在该市注册农场主必须满足五个条件：一是武汉市的农村户籍；二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必须常年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三是必须以农业收入作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四是必须要具有市农广校颁发的专业培训证；五是必须具有从事主产业（比如说是种植业或者畜牧业）五年以上生产经验。

宁波模式  宁波市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农村户口可以经营家庭农场。只要是自然人，有一定规模，都可以去登记。其下属的慈溪市出台了标准。第一主体要明确。第二要有适度的规模（林业、畜牧业等不同产业不一样）。第三是家庭农场的运转要高效。第四要有好的效益，家庭农场最起码达到10万元的效益，且要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重庆模式  另一个试点地区——重庆市在家庭农场管理方面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针对城市工商资本投资家庭农场的问题，该市并没有出台相关的准入制度，只要求企业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以农业名义从事非农产业，而且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